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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過渡時期，政策制定者應更多表現出應有的自信和包容。比如說，法人代表制可以根據公司的具體情況議定，尤其是在競爭性行業中經過市場考驗的成熟企業，更多權力應放手給董事會，董事會居公司治理中心地位。否則，忽略全局考量的失當政策表述，很可能會錯失良機，延誤改革。
“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上海市2013年12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中的這條內容引發外界極大爭議。有學者指，這反映了政府控制企業的意圖的持續一致性，也有前任國資委官員直言其是“倒退”。顯見與中央政策相逆的“法定代表人中心論”的背后，地方政策究竟出于何種考量，為何表述失當？市場偏激解讀背后，究竟存在著怎樣的擔心？
“法定代表人中心論”爭議
法定代表人是指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的主要負責人。在市場化日益成為主流時，《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提出“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前后邏輯矛盾、與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表述，顯然引發極大“反響”。
“從我國公司制的實踐看，公司代表人由法律確定緣起于當年的國有企業改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為了推動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制定公司法時，把國有企業原來的經理負責制、等級制的一些傳統制度引入了公司法，從而形成了我國獨特的法定代表人制度。顯然，這一制度更多地體現了政府對新設公司的控制意圖。上海國資改革文件的提法，是對法定代表人制度進一步肯定，也反映了政府控制意圖的持續一致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劇錦文表示。
長期以來，政府對企業的控制程度較高，導致企業缺乏獨立性，沒能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但現如今，在發展混合所有制、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可逆的“新經濟”洪流中，政府通過安排企業主要負責人、借助法定代表人中心制控制企業，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符合改革的方向？
劇錦文對《董事會》記者指出，“現在，法定代表人制度是一種法律規定，公司不能夠輕易地進行更改和調整，這就為代表人的獨斷專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甚至股東會等治理機構對法定代表人的約束力必定弱化，這跟公司制度本身是矛盾的。”
原國務院國資委改革局副局長周放生認為，《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有不少亮點，但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其中提出要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跟現代公司治理的發展方向是相悖的，不是創新，是倒退。
有觀察人士指出，上海政府此舉多少反映出自身對國有企業控制權存在較大的不安全感。一方面，真正讓權給董事會，存在局面失控之虞；另一方面，形似神不至的國企董事會現階段有沒有能力肩負應有職責，也要打一個問號。但該人士認為，在向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過渡時期，政策制定者應更多表現出應有的自信和包容。比如說，法人代表制可以根據公司的具體情況議定，尤其是在競爭性行業中經過市場考驗的成熟企業，更多權力應放手給董事會，董事會居公司治理中心地位。否則，忽略全局考量的失當政策表述，很可能會錯失良機，延誤改革。
劇錦文也認為，“在條件成熟時給予企業更多自由決定權是可取的。如果將代表人由法定改為公司根據實際情況自己決定，就能夠比較好地體現公司制協商和制衡的本質要求。”而北京求是聯合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安林對《董事會》記者表示，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是累贅，可以取消，這方面要“解放思想”。
從一把手體制到董事會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的治理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很長時間內，企業的治理核心主要是一把手體制。整體來看，國企的一把手體制，屬于股東權力很大情況下的“經理層”中心主義，往往出現內部人控制的代理問題；民企的一把手體制，則多屬股東中心主義，往往會造成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權益的問題。
從改革開放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國家與企業關系調整的核心是對企業放權讓利。此間，國企的領導體制經歷了1987年之前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1987年黨的十三大之后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兩個階段。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我國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國務院召開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印發了《試點方案(草案)》，100戶企業試點正式啟動。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概念，“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調運作、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股東會決定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董事會選擇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行使用人權，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機制。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改稱為公司治理結構。
《公司法》頒布、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背景下，不少國企建立了董事會。以央企為例，2005年進行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試點之前，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央企分兩種：大多數是按企業法注冊的國有獨資企業，領導體制是總經理負責制；少數是按公司法注冊的國有獨資公司，有董事會，但完全由企業內部人組成，且跟經營班子高度重合，董事長往往兼黨委書記、法定代表人，實際上是董事長負責制。這兩種體制都是一把手負責制。
為什么企業內部團隊決策必然是一個人說了算？時任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對《董事會》記者分析，“因為企業內部團隊有兩個特點。一是內部有上下級關系，第二有分工關系。由于企業內部團隊存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利益關系，決策時誰都不好說話，只能由一把手自己去決定。”而且，監督不到位，國企內部人控制現象相當普遍。
民營企業層面，改革開放特別是鄧小平南巡之后，民企快速發展。由于股權高度集中、家天下觀念等，民企大多實行了創始人的“一把手”體制，即使建立了董事會，創始人往往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是董事會的領導，而非“班長”。
伴隨市場經濟的成熟、諸多制度安排的到位，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日趨成熟，誰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逐漸明確起來。
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次年下發《關于中央企業建立和完善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試點工作的通知》，標志著央企董事會試點工作啟動，寶鋼集團、中國誠通等7戶企業為首批董事會試點企業。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認為，推進董事會試點，是遵循了企業的發展規律。董事會試點被視為國資委的生命線，核心是外部董事占董事會多數的制度安排。截至2013年年底，半數央企建立了規范董事會。董事會試點改變了企業的決策機制，董事會制度使得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了制度保證。
董事會試點，改變了國企公司治理的核心：早先國企是行政性管理，國資委成立之前是一把手體制，而隨著董事會試點的推進、國資監管體系的完善，董事會越來越成為公司治理的核心。中外運集團搞董事會試點的第二年，搞過一個中層干部座談會，很多人說原來以為董事會就是走程序，接觸后知道董事們的水平和素質非常高，董事會運作非常規范，是公司治理的“中樞”。
國務院國資委和央企負責人普遍認為，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發揮著關鍵作用。
深水區改革不進則退
時至今日，國資國企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唯有旗幟鮮明地堅持市場決定論，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激發國企新活力，才能真正確保國企的長治久安。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者真正明了公司治理的真義，按照市場規律出牌.
首先，清除政企不分的沉疴，敬畏董事會的獨立性。現代公司制的基礎是公司的獨立性，而公司的獨立性要通過具有一定獨立性的董事會來實現，股東的意志是通過股東會選舉董事會和依法派駐董事而實現的，公司的獨立性也保護了全體股東的利益。
其次，讓董事會成為權力中樞，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一位央企董事長指出，“就董事會本身而言，不用特別強調是否央企。央企首先是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一份子，就應該按照市場規則、現代企業制度辦事。無論何種體制公司的董事會，核心職能都應該是做好戰略方向的判斷、科學地進行商業決策和選好用好職業經理人團隊。”
落實董事會的職權是董事會中心主義的應有之義，核心是落實董事會任免經理層的實質性職權。符合市場邏輯的國企高管人員選聘，應該是出資人選聘董事，董事會選聘總經理，副總經理應該是總經理選，因為是總經理搭班子，董事會只是把關。目前，央企經理層市場化選聘、激勵的環境已基本具備，比如對于選聘、考核總經理，能否強化外部董事的作用，賦予外部董事相應的權利與責任？這肯定比組織部門來挑選總經理有效得多。
對民企而言，隨著外部法制環境的逐步健全，大股東也要放眼寰宇，認清時代潮流，不要棄責貪權、越權逐利，真正發揮好現代公司應有的高效的資合、人合作用，相信董事會、健全董事會，實現科學決策，解決好民企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課題。
劇錦文對《董事會》記者表示，“奉行股東中心主義或董事會中心主義、經理層中心主義，與這些國家的法律和文化價值觀有直接關系，也與公司制度發展的階段有關。我國的公司法強調了股東主義，這與我國處于公司制度早期階段有關。隨著公司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成熟，我國公司治理模式遲早會過渡到董事會中心。”
作者：嚴學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