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龐清輝就國有企業權力結構和用人機制等話題，對我國著名國資研究國企改革專家北京求是聯合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安林博士進行了專訪，并在其《廣東國企的反腐經》一文中多次采用了安林博士的一系列觀點。茲將發表于《財經國家周刊》、《財經國家新聞網》、《新浪財經》、《鳳凰網》等多家媒體的文章《廣東國企的反腐經》 轉載如下。
.png)
【導讀】提高國企紀檢監察部門的獨立性，讓國企的紀檢干部腰板變硬了，但依附心理并非一朝可破。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龐清輝 實習生 汪勃帆
長期以來，國有企業的權力結構和用人機制，使得其同體監督比黨政機關漏洞更多、問題更重。
“國企內部由紀檢、監事會、審計、工會進行監管，但這些部門缺乏獨立性，權限很少。”多年從事廉政制度建設與腐敗預防研究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不少國企現有的監事會、審計部門形同虛設，紀檢監察機構成為“養老院”、“干休所”。
廣東省對此頑癥的改革已先行一步。2014年8月，廣東省國資委紀委開啟獨立考核省屬國企紀委書記的改革。廣東省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呂業升說：“監督者的指揮棒不能掌握在被監督者手中。”
2014年，廣東省國資國企系統共立案50件（78人），是2013年立案數的10倍，達到過去10年的立案總和。近一年來，廣東省國資委反腐改革實踐遭遇的難題，對全國國資系統紀委垂直化管理不無借鑒。
腰板變硬
4月底，廣東省國資委舉行了省屬國企紀委書記述職述廉考評會。此次對省屬企業紀委書記的考評結果將直接決定紀委書記的年度薪金，并作為職務升降、崗位交流、實施獎懲的重要依據。
考核優秀的廣東省廣業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紀委書記劉衛東拿到了堪比董事長的年薪。會后，一屋子的紀委書記感嘆改天換地的變化，不少國企紀委終于開始辦案了。交流起辦案經歷，與會者頗為興奮。“今后工作業績好不好，不再是企業自己說了算，而主要是由省國資委紀委和省國資委人事部門說了算。”劉衛東說。
看似風光的國企紀委書記，此前在國企內部長期處于從屬化與邊緣化的地位。其薪酬待遇、考核評價等工作的主導權在企業，在企業內部開展監督角色很尷尬。“國企紀委要看一把手臉色。如果一把手不想監督，紀委就很難掌握業務經營方面的信息，監督無從著手。”廣東省國資委紀委書記張小剛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張小剛介紹，有的企業集體決策事項事先不讓紀委介入，卻臨時在班子成員會上要求表態，造成紀委監督進退兩難；有些企業對業務經營的一般性項目和投資交給班子成員集體決策，而對一些重點性、敏感性事項，卻采取個別通氣、私下滲透的辦法，規避紀委監督、干預。如此，就形成“同級無法監督、下級不能監督；事前監督找死、事后監督等死”的尷尬局面。
長期以來，在國企內部已形成一些“潛規則”，國企的紀檢干部要想保職保位，最好就不發聲，不監督。“國企紀委大多數時候就是擺設，企業有人被帶走了，開除黨籍走一下程序。”廣東省國資委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派駐省國資委監察專員辦公室主任彭錦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本企業信訪舉報量和辦案比較少的情況下，紀委書記過去通過主業以外的工作彌補自身價值，分管工會、維穩、扶貧、法務、安全和風控等事務，紀檢監察工作基本處于缺位狀態。“有些企業紀委一年到頭沒辦過案，甚至連問責措施、誡勉談話都沒有，也不見采取預防措施、教育手段。能干的人不愿意去紀檢監察機構，隊伍很弱。”
很多國資紀委監察系統甚至都沒有固定的聯系點和工作場所。“我剛到國資委紀委的時候，相關負責同志找我簽字實施‘雙規’，我問‘雙規’在什么地方，說還在找，地方都沒有怎么能‘雙規’人呢？”張小剛說。
張小剛介紹，目前廣東省屬企業現有獨立法人資格企業約2700家，但專職紀檢監察人員只有414人，平均每家企業不到1人；全省21個地市有20家成立了國資監管機構，但紀檢監察干部僅有58人，平均每個市級國資監管機構紀檢監察人員3人左右，除深圳外其他還不具備辦案能力。
2014年8月以后，廣東省國資系統紀委書記的腰板開始變硬了。在廣東省紀委的指導下，在廣東省國資委黨委的支持下，《廣東省省屬企業落實黨風廉政建設黨委主體責任、紀委監督責任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出臺。
《意見》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提升省屬國企紀檢監察部門的獨立性，要求紀委書記聚焦主業，不分管其他業務，考核評價機制與企業脫鉤。廣東省紀委書記黃先耀認為，企業紀檢監察干部薪酬待遇和職務晉升與被監督對象的測評相關聯，是國企紀檢監督存在的、涉及體制機制的主要問題之一。
不適之處
改革并非一帆風順。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走訪發現，首先是個別國企董事長對監督很反感，愿當法外之民。
有的國企董事長重視發展指標、輕視懲治腐敗；有的認為反腐敗影響經濟、影響企業發展，把兩者對立起來；還有一些企業主要領導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淡漠，認為紀委加強對同級班子主要領導和成員的監管不可接受，甚至向國資委提出要撤換積極轉型的紀委書記。
在增配專職紀檢干部上，有些企業只見增設編制，人員遲遲沒有到位；在機構設置上，個別企業沒有單設監察室，甚至出現用一個“口袋部門”打包檢察、風控、法務等職位的情況。監管機構缺乏獨立性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扭轉。
有的紀委書記也沒有完全適應職能的調整。一些紀委書記出于工作慣性思維，不愿得罪人，對于應該承擔的監管責任不愿承擔。“不愿擺脫對同級黨委的依附心理，不愿監督，不想監督，怕得罪人，怕政策會影響自己今后前程的心態仍然比較突出。”彭錦河一針見血地指出。
此外，一些紀委書記留戀兼職職位，不肯退出。尤其是對于兼任董事、工會主席等職務，絕大部分企業未調整到位，導致企業紀檢監察機構無法集中精力聚焦主業。“既想排名往前靠，又想繼續分管其他業務，擴大自己的權力范圍。”張小剛說。
一些調整到位的紀委書記，素質和能力離中央紀委對紀檢監察干部提出的辦案履職要求，也還有較大差距。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國企紀檢系統辦案專才非常缺乏。有些省屬國企從未自辦案件，國企紀檢監察隊中，有過獨立、全程辦案經驗的人才屈指可數，紀檢干部不會辦案的情況普遍。案件線索管理、移交和報告機制不規范，對辦案程序性要求和時限要求知之甚少。有些企業紀委對上級交辦的信訪舉報案件處理超時限，核查質量低，成案率低，甚至置之不理，要么“查無實據”，要么根本不見上報核查結果。有些紀委書記在辦案過程中連最起碼的保密意識都沒有。
“不會辦案，一下子無所事事。碌碌無為，很失落，出現茫然癥狀。”張小剛介紹，大約有三分之一紀委書記熟悉情況，能很快轉換到位，有三分之一正在逐步轉換過程中，還有三分之一怎么轉也轉不過來。
人事之難
按照此前的設想，廣東省國資委希望將省屬國企的紀委書記薪酬、考核、任命都由省國資委統籌安排。目前來看，薪酬和考核得到比較好的落實。但是因為省屬國企的紀委書記是省管干部，仍歸組織部門負責任命。國資委和組織部門難免出現意見不一的情況。
“國企之所以成為腐敗重災區，一是其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二是其層層任命的選人用人體制。國企主要領導人的任命方式和市場化企業完全不同，仍由主管部門按等級授職，任命得準，企業就發展得好，反之就會弊病叢生。”中央紀檢監察學院教授李永忠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以央企為例，2004年開始，國務院國資委提出試點和規范董事會建設。但直至目前，大部分央企的董事會仍然沒有人事任免權，經營管理者仍由組織或國資部門任命，國企高管作為國家干部而非企業管理者經營企業。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發現，到了省市一級的國有企業，高管更加熱衷“級別”。有些國企董事長的級別和地方國資委主任級別一樣，二者都是省管干部，國資委的地位變得越來越尷尬。企業看好的管理人員，如果組織部門不同意，就難以使用。
傳統的“官本位”體制機制，使許多地方政府忽視國企高管的人力資本價值，導致國企高管大多追求官位而非企業效益，不少國企的領導職位成為一些官員提拔和流動的平臺。比如在21家廣東省屬國有企業中，不乏企業負責人來自工商、發改委及其他黨政部門。
“和腐敗問題比起來，用人才是大問題。”專注央企董事會建設的北京求是聯合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安林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培育出日益成熟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應該讓國有企業高管接受市場競爭的約束，從而積極改善企業經營管理并遏制腐敗沖動。
“真正正本清源，就是經營班子成員市場化，有利于防止腐敗。”安林說。
作者：求是咨詢事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