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現實運行中，“管資產、管人、管事”客觀存在著“權利”和“權力”之別，所以也就客觀形成了管資產、管人、管事的權利和權力之“分”，甚至之“爭”，從而影響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優越性的發揮，也影響了國資管理體制下國資委期望效能的發揮。

 

　　通常，出資人（股東）享有的是“管資產、管人、管事”的“權利”，而監管者享有的才是“管資產、管人、管事”的“權力”。

 

　　以“管人”為例。出資人“管人”的“權利”，主要是指出資人（股東）按《公司法》賦予的職權委派公司董事和監事，（但不包括聘任解聘總經理，那是董事會的權利）。而一切以非股東行為方式或直接以行政方式對企業管理者進行提名、提議、任免或對其施以干預、影響的行為，則應屬“管人”的“權力”。

 

　　再以“管事”為例。《公司法》賦予出資人（股東）“管事”的“權利”，主要是指對企業的收益分配方案、增資和修改章程、股權或資本交易方案及重大決議事項（如重大投資和債務）享有股東表決權。而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說明里對國資委“管資產、管人、管事”職責所做的“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負責企業國有資產基礎管理，起草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法規草案，制定有關規章、制度，依法對地方國有資產管理工作進行指導和監督，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的界定，則無疑歸為國資委“管事”的“權力”。

 

　　由此可見，管人、管事的“權利”和“權力”，屬于截然不同的兩套行權主體和行權體系。

　　但由于現時期國資委之政府“特設直屬機構”的行政屬性和集出資人（股東）與監管者角色于一體的現實定位，就造成了管資產、管人、管事“權利和權力一體化”的混沌局面，表現為：“利”“力”并用，以“力”代“利”，以“力”助“利”，以“力”侵“利”，以“力”取“利”等。

 

　　而且，更令人關注的是，這樣的“權力”，除了發自國資委機構，還會發自各級黨政機關。

 

　　從國資委方面看，例如向企業聘任委派財務總監、總會計師、總法律顧問，或者代企業招聘選拔總經理、副總經理人選的行為（這不是作為股東的出資人應享有的管人“權力”）。從國資委外部看，大量產生所謂企業“中（央）管干部”、“省（委）管干部”、“市（委）管干部”的行為，或許應歸結為黨政機關管人“權力”使然，因為出資人（股東）管人“權利”，無論如何導不出這樣的結果。

 

　　因此，區分哪些是管資產、管人、管事的“權利”，哪些不是“權利”而是“權力”，以及這些“權利”和“權力”通過哪些主體、以何種方式被行使，對于完善現時期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至關重要。

 

　　特別是從新《公司法》和今年5月即將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的規定看，由于國資委的 “出資人（股東）”角色再一次被法律明確界定，而其監管職能又被實質性剝離，所以，探討國資委與管資產、管人、管事的“權利”和“權力”，更具有現實和未來意義。